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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姚雪垠--小說《李自成》及其以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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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7-12-15 23:11  來源:開封日報   作者:金聚泰   閱讀:

重讀姚雪垠--小說《李自成》及其以外的故事

姚雪垠和茅盾先生在一起

    姚雪垠曾驕傲地說:“幸而我是在風雨中,從原野上、荊棘與“野獸”的包圍中成長起來的,曾遇過無數打擊,嘗慣了迫害和暗算。過去,既然我不曾見利失節、畏威移志,今后當然也不會對任何強者低頭。我是在窒息的環境中、刀劍的威脅下倔強地生活過來的,今后我還要倔強地生活下去。生活是戰斗,我的武器就是筆。除非我真正死掉,相信沒有人能使我繳械。”這些話真是豪氣干云、句句擲地有聲。

    在這次“攻擊”戰中,受傷的雖不止姚雪垠一個,中箭最多的卻是他。一開始是因為文學觀念的不同,也許與他平時鋒芒畢露、風頭太勁有些關系,只是有些人不便明說罷了。盡管    后來也有人包括茅盾先生替他說公道話,但影響已經產生,仍不免使《春暖花開的時候》蒙垢多年。直至改革開放、正本清源以后,才為它洗去污垢、還以清白。

    姚雪垠這種不畏權、不阿貴、不諛富,寧折不彎、特立獨行的性格,伴隨他一生。這讓他吃盡苦頭,也給他帶來成功。

    姚雪垠做人有很強的原則性。1992年,她的夫人王梅彩不幸中風,病情危重。由于家里積蓄不多,他的壓力很大。此時,一位與他有著多年忘年之誼的《武漢晚報》女記者建議他賣掉幾件書稿手跡或名人信函,以解燃眉之急。這位女記者說,她已經找好了買家。姚雪垠說:“這些東西,我將來都是要捐給國家的。”“那賣幾幅你寫的字總可以吧?”姚雪垠還是不干,并怫然作色:“我餓死也不賣字!”誰承想,3年后,他寫的一副對聯被人拿到北京嘉德拍賣行拍賣,竟然拍出34.5萬元的高價。

    要把自己重要的、有價值的資料交給國家,確實不是姚雪垠的隨口之言。有一次,他和他的助手許建輝女士欣賞茅盾寫給他的書信時就曾說:“你看到了,茅盾這些信是寫給我的,但我卻沒有權專有它們。這是我們民族的財富、國家的財富。它們的價值,無論怎樣估量都不會過分。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一定會越來越珍貴。”“那你將來準備怎樣處理它們?”許建輝問。沒有一點遲疑,老人大聲說道:“必須獻給國家,只能獻給國家!”

    此次出訪,姚雪垠大獲成功,法國讀者排著隊請他在書上簽名。法國國土整治設計部部長兼馬賽市市長德菲爾先生向他頒發了馬賽市紀念勛章。在出席“世界名作家會議”的70多位作家中,這個勛章僅授予了他一個人。德菲爾先生告訴他,這個紀念勛章,是只有“來馬賽的外國元首和有貢獻的國際文化名人”才有機會獲贈的。

    “在我的印象里,姚雪垠是個非常‘性情’的人,待人接物童真率直、隨心所欲,不會‘做人’也不肯學會‘做人’。因而,他的朋友不是很多。但他無所謂,并不諱言自己的‘曲高和寡’。他在乎的不是數量的多少而是情誼的厚薄。正因為如此,他一有樂意引為朋友者,則不憚付出全部的真誠,自以為是地做‘諍友’、‘畏友’,但每次由于過分的急切和直率造成誤解,傷害了對方,而他卻渾然不覺。”許建輝女士的這番話,說明了姚雪垠在為人處事方面的性格特征,與我對他的印象非常吻合。如果說,還有什么需要補充的話,那就是他心底坦蕩、光明磊落、口無遮攔、不隱私、不藏奸,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絕不藏著、掖著。遇到自己看不慣的人或事,他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且不知委婉曲折。因此,既得罪了人,也給自己招惹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他和一些人的“交惡”乃至“筆墨官司”往往因此而起,耽誤了他的創作。他似乎不在意,總覺得自己一身正氣,下次該怎么著還是怎么著。至于別人怎么看,對不起,他管不著。

    姚雪垠這種不管不顧、我行我素的性格,與我們民族長期形成和推崇的謙虛謹慎、含蓄內斂、不偏不倚頗多不合。因此,他招致的批評和非議也最多。究其原因,他不過是說了一些真話而已。有一次,他到某高校作報告,當談到小說《李自成》有可能超過《三國演義》時,下邊議論紛紛。實際上,這話最初不是他說的,而是吳晗說的。那時,《李自成》第一卷尚未出版,他送給吳晗征求意見,吳晗在北京飯店請他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吃飯。在飯桌上,吳晗說:“書寫得很好,讓人一拿到手就放不下,我就是在3天之內一氣讀完的。”他還說:“我認為《李自成》第一卷絕不在《水滸傳》之下,甚至比《水滸傳》還高;如果拿它和《三國演義》比較,我看它也超過了《三國演義》。因為羅貫中的作品既沒有寫生活,結構也不完整。”吳晗的看法是否準確,我們且不去管它。如果大家聽到的這些話是從吳晗嘴里說出來的,就絕不會反感。不但不反感,沒準兒還會對姚雪垠肅然起敬。但這話從姚雪垠自己口中說出來,好像就大為不妥。

    當然,姚雪垠對吳晗的這番話,私心也是認同的。不然,他也不會在作報告時那樣說。而且,他最初給自己定的目標恐怕也是要和《水滸傳》、《三國演義》一較高下的。他曾寫過這樣一首詩:“百代風流各創新,前賢未必絕無倫。今人自辟康莊路,不拜施羅馬后塵。”心里可以這么想,可嘴里最好不要這樣說,一旦說出來,就犯了大忌。這就是咱們中國人的文化心態。

    姚雪垠時常被人詬病的所謂“狂妄”,大概這算一個例子。有一次,我曾婉轉地問他:“姚老,您是不是一直都把自己的人生目標定得很高?”他沒有直接回答我,只說:“不然,我怎么能不斷進步?”可見,他志存高遠并非一時之念,而是一直都在向這方向努力著。

    姚雪垠也不是一直都“狂妄”,有時候不但不“狂妄”,而且既幽默又“謙虛”。

    1994年,《汴梁晚報》創刊時,我去北京找他題詞,他一見我就說:“你這次來又準備給我出個什么題目?”我沒料到姚雪垠如此風趣,趕忙紅著臉說:“哪敢?哪敢?”然后就把請他題詞的事照實說了一遍。姚雪垠聽后,略加思忖,回到書房就去拿紙。趁著這個機會,我退到他書房的陽臺上,蹲下身子抓拍了一張照片。沒想到照片的角度、效果非常令我滿意。更沒有想到的是,姚雪垠去世后,我市著名肖像雕塑家曹俊亮依據這張照片為老人雕塑了一個半身銅像,安放在鄧州市姚雪垠文學館。姚雪垠家人、親戚看后無不贊嘆,認為不僅形抓得準,更重要的是十分生動地反映了老人的內心世界和精神氣質。銅像揭幕那天,人山人海,鄧州市市委書記、市長都親臨大會發表講話。而熟悉姚雪垠的鄧州市文化界人士則激動地說:“又見到姚老了!又見到姚老了!”

    但凡文人,自古及今,不“狂妄”者不多,只不過有隱有顯罷了。其本質其實是一種自信,而自信除了父母所賜外,往往來自于不斷的成功。但自信一旦過了頭,便成了自大、自負、狂妄。姚雪垠的這個“毛病”,從青年時代起就一直伴隨著他,屢屢遭人訾議。這或者是因為他成名較早——二十幾歲即譽滿文壇,或者是個性使然。總之,別人對他的這些議論,他都是知道的,只不過不往心里去而已。一次,他和許建輝閑聊,曾經就這個問題為她“釋疑”:“我是當狂妄時則狂妄、當謙虛時則謙虛——其實那算不得狂妄,我只是實事求是,不溢美、不亂唱贊歌、不迷信任何人就是了。沒有這點精神,我走不出那個小村莊啊。”

    原來如此!這不禁使我想起了其子姚海天向我談起的一件事。1982年,姚老的小說《李自成》在日本被譯名《叛旗》出版。出版前夕,負責出版此書的日本老牌出版社講談社為了給譯書增色,希望姚雪垠用毛筆在書前給讀者寫幾句話。這本在情理之中,但恰逢這時日本出現了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教科書事件,姚雪垠十分憤慨,婉拒了這家出版社的要求。姚海天對此頗為不解,姚雪垠說:“這時候如果題字,我怎么面對‘南京大屠殺’中死去的30萬同胞的英魂?”還有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姚雪垠的風骨精神。他的小說《長夜》被旅法作家李治華在法國翻譯出版,受到好評,一時洛陽紙貴。同年,他應法方邀請,前去參加馬賽“世界名作家會議”,食宿由出版社負責。抵達后,姚雪垠發現,出版方為了省錢,給他安排了一個非常狹小的房間,衛生間也很不像樣。姚雪垠進去后的第一感覺,就像他是來出版社投稿的“鄉下人”、“外省人”,而不是中國的著名作家。這事如果發生在北京,他是不會計較的,但是一踏出國門就不同了。他認為,在這里,他的一切都和祖國連在一起。他首先是一個中國人,然后才是“姚雪垠”。因此,他不肯通融。所幸法方的市長夫人也是一位作家,很理解他的心情,馬上給他換了另外一家漂亮的旅館,并告訴她的市長,如果那家出版社不肯出錢,差價由她來補。這雖是一件小事,卻能看出姚雪垠什么時候該“狂”、什么時候不該“狂”,他是有底線的。

    此次出訪,姚雪垠大獲成功,法國讀者排著隊請他在書上簽名。法國國土整治設計部部長兼馬賽市市長德菲爾先生向他頒發了馬賽市紀念勛章。在出席“世界名作家會議”的70多位作家中,這個勛章僅授予了他一個人。德菲爾先生告訴他,這個紀念勛章,是只有“來馬賽的外國元首和有貢獻的國際文化名人”才有機會獲贈的。

    此時此刻,你哪里還能看到姚雪垠一點點“狂妄”的影子?沒有了,一絲一毫都沒有了。姚雪垠說自己是“該狂妄時則狂妄、該謙虛時則謙虛”,看來還真不是亂說的。

    在姚雪垠家里,有一封用毛筆寫的信,字跡挺秀勁拔,被他精裱后懸掛在客廳里,向往來造訪的人們表示著他對寫信者的敬仰、尊崇和友誼。此信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在文壇上卓有威望的茅盾先生。

    在文壇上,茅盾可以稱得上是姚雪垠的伯樂和知己。姚雪垠的早期成名作《差半車麥秸》,就是在別人棄置后,被茅盾慧眼識珠、加了編者按后一手推舉出來的。上世紀40年代中期,姚雪垠回到重慶后,因文藝觀點不同,被一些人挑起筆戰,受到圍攻。茅盾看不慣這些人的霸道作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說了公道話,以他的才學威望使這股惡潮稍停喧囂、略有平息。本來同是一個戰陣里的人,即使觀點不同,也完全可以用說理的方式各抒己見、展開討論,進而達成共識。但對方一出手就聲色俱厲,以后逐步升級,大有將人一腳踹下擂臺、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心理。作為一個前輩和文壇巨星,茅盾當然不能坐視,因此才有了他對姚雪垠的聲援和保護。

    幾十年間,兩人書信往來綿密。僅從1974年到1980年,就有88封。這在姚雪垠和其他朋友間是絕對少有的。二人書信雖多,但絕少涉及私事,除正常的問候外,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文藝上的問題和小說《李自成》而展開的。1962年夏秋之際,姚雪垠將《李自成》第一卷的稿子完成后,鑒于自己當時的特殊身份和處境,擔心書出版后被人在歷史問題上揪住辮子、找他麻煩,特向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建議,先找幾個歷史學家看看幫助把關,得到了中國青年出版社責編江曉天和領導的大力支持。他分別將稿子送給了明史權威兼分管首都文教工作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及其他幾位專家,大家閱后一致給予高度評價。特別是吳晗,不但約姚雪垠等到家里面談,還在北京飯店設宴款待。這讓被壓抑已久的姚雪垠誠惶誠恐、倍加感激。席間,吳晗不僅對小說給予充分肯定,還對姚雪垠的史學功底大為贊賞:“看來,論明初你不如我,論晚明我不如你。”吳晗曾經是清華大學教授,公認的史學權威,能這樣說話,絕對不會是即興之言。當姚雪垠提出怕書出來后會有人在歷史問題上糾纏不休、影響到他以后的創作時,吳晗又慷慨地說:“如果有人從歷史方面批評你,你不必管,我吳晗替你打筆墨官司!”這給了姚雪垠極大的鼓勵。雖然如此,姚雪垠仍然希望茅盾也能看看書稿。但鑒于茅盾當時在文化部部長的高位上,身份懸殊,更主要的是怕自己的身份無意中會給茅盾帶來不利影響,故雖有此念也只能埋在心底,未敢貿然開口,成為他很大的遺憾。姚雪垠深信,盡管《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人人叫好,但當時若是能再經茅盾之手過上一遍,一定會使它錦上添花、別增光輝。

    正是緣于對茅盾的這種特殊情感,姚雪垠對茅盾給他的每一件東西都加倍珍惜。茅盾寫給他的信,他都是“親沐手澤”,按日期整整齊齊地放在一本緞面冊頁里,不允許除他以外的任何人“染指”。許建輝女士和他共事的4年里,他所有的書柜和書柜中所有的東西她都可以去動,唯獨茅盾寫給他的書信是個例外。心情好的時候,他還會用自己的河南話給許建輝朗誦信中的內容,但往往一說到動情處,就會眼圈發紅、嘴唇抖動、聲音哽咽甚至不能自已。茅盾大他14歲,他是既把茅盾當老師又把他當無話不談的知音來看待的。在創作方面,別人的意見他可以聽也可以不聽,但茅盾的意見,他不但要聽,而且要洗耳恭聽,并一一認真消化、付諸行動。此時此刻,你哪里還能看到姚雪垠一點點“狂妄”的影子?沒有了,一絲一毫都沒有了。姚雪垠說自己是“該狂妄時則狂妄、該謙虛時則謙虛”,看來還真不是亂說的。曾經有那么一段時間,我對姚雪垠那么恭敬地在客廳里懸掛茅盾的手跡還心有不解,而今,終于知道謎底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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