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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歷史沉浮的標本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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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7-12-15 23:18  來源:同舟共進   作者:施京吾   閱讀:

馮友蘭歷史沉浮的標本意義

  在我相當年輕時,曾與一位年紀相仿的朋友豪情萬丈、異想天開地打算寫一部儒家思想流變的專著,在提綱中小兄弟倆狂妄地表示:“馮友蘭說他對傳統理學的繼承不是‘照著講’而是‘接著講’,從而開創了新理學。那么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既不是‘照著講’,也不僅是‘接著講’,而是‘重新講’。”——啟發來自馮友蘭先生,但思想資源卻屬于五四時期的激進主義思潮;盡管認識到中國文化需要重新詮釋,總體上卻是持批判乃至否定態度。

  馮友蘭是中國近代以來泰斗級哲學大師。辛亥之變,中國進入現代史紀元,馮友蘭恰逢其時,成為現代哲學史上“最先具備哲學史家資格的學者”,是新理學的創始人、新儒家的開拓者。他最重要的三部哲學著作為《中國哲學史》、《貞元六書》和《中國哲學史新編》。其中《貞元六書》又由六部哲學著作組成。這三部著作俱為鴻篇巨制,蔚為大觀。

  馮曾自撰一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這不僅可以作為他學術思想的注腳,亦是他人生履歷的注腳。他經歷了1911和1949近代中國的兩次重大鼎革,因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上的卓越成就和極高地位,又讓他有了與兩個不同時代的政治領袖直接交往的機會。20世紀中國社會的劇烈變化,使馮友蘭在波濤滾滾的歷史巨浪中沉浮。他的一生成為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經典寫照,具有標本意義。

  【家學深厚,出類拔萃】

  馮友蘭,字芝生,1895年12月生于河南省唐河縣祁儀鎮,馮家是遠近聞名的書香門第,由于家學醇厚,馮友蘭并未在門館開蒙讀書,接受的是家塾教育,起點就高,加之資質聰慧,自小就奠定深厚國學功底。1904年馮友蘭父親馮臺異到湖北的武漢方言學堂任職,舉家遷徙。此正值世紀之交,中國社會動蕩劇烈,舊學沒落,新學興起,各地紛紛開辦新式學堂。在武漢期間,年僅9歲的馮友蘭接受的依然是家庭教育,因馮臺異任職新式學堂,又將新學堂教育方式帶入家門,馮友蘭由此打下西學基礎。

  不久,馮臺異調任湖北崇陽縣知縣,成為當地的父母官。1908年馮友蘭13歲時,父親馮臺異因病暴卒于崇陽任上,打亂了馮友蘭的生活軌跡。他遂回到唐河老家,在繼續了兩年家塾教育后,15歲時以優異成績考取中州公學,接著又考取了武昌中華學校和上海中國公學,這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兩所中學。此時,民國紀元已經開始。

  公學教育以新學為主,這對已擁有深厚國學功底的馮友蘭知識結構的調整,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對照西方的邏輯體系,馮友蘭對中國文化不斷產生新的想法,但中國的教員們卻無力解釋這些問題。馮友蘭遂向其班主任李登輝表示今后要學哲學。學習哲學,在今天不過是一門學科罷了,但在當年,哲學之堂奧深不可測,乃圣賢之學,班主任李登輝當即作出這一判斷:“你要當孔夫子呀。”馮友蘭心志,堪比鴻鵠。

  【西行游學,眼界開闊】

  1915年,20歲的馮友蘭從中國公學畢業考入北京大學,這是當年中國唯一開設哲學課程的學校。從此,他開始了自己的哲學生涯。

  當時的北大可謂人文薈萃,各種觀念在校園內碰撞激蕩,既有堅持守舊的辜鴻銘、黃侃、劉師培,又有崇尚新學的沈尹默兄弟以及馬裕藻、錢玄同等。給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的主要業師是馬敘倫、陳介石和陳漢章。1916年底,蔡元培被聘為北大校長,兼容并包、學術自由更成北大校風,陳獨秀、胡適、梁漱溟等俱成北大名師,這使得馮友蘭“覺得心胸一天一天地開朗,眼界一天一天地廣闊”。其時,梁漱溟僅比馮友蘭大兩歲,胡適也不過長馮4歲,雖然胡適并未向他直接傳授學業,但治學方式已令馮友蘭“面目一新,精神為之一爽”。

  1918年6月馮友蘭北大畢業,回河南做了一年教師。1919年6月,他考取官費留學美國資格,并接受胡適建議到哥倫比亞大學學習西方哲學。在美求學期間,馮友蘭感受最深的,大約是美國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正立足于高度發達的精神文化生活基礎之上,因此,他提倡文理并重。

  馮接觸了大量歐美哲學家的原典,更傾心當時風靡一時的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并從柏格森的哲學意圖中發現了中國哲學之短:“以‘心’下手研究的人民,一定不知道什么是精密的確定,不知道或然、不能與確然、必然之分別。”在后來的哲學生涯中,他棄心學而拾理學,創建新理學,有為中國傳統文化重新定義,使之精密化、邏輯化、體系化之意。

  1923年馮友蘭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大學博士學位,8月歸國,立刻進入中州大學(河南大學前身)任文科主任,此后又先后執教中山大學和燕京大學。1928年國民政府將清華學校改建為國立清華大學,任命羅家倫為校長,馮友蘭應邀投奔清華任秘書長和哲學教授,與金岳霖、楊振聲、陳寅恪并稱清華四巨頭。年僅33歲的馮友蘭開始了他人生最富華章的階段。

  進入清華大學任教并擔任校秘書長,意味著馮友蘭的社會地位和學術地位發生了重要變化,他于次年完成了《中國哲學史》上卷的寫作。

  【宣講唯物,鋃鐺入獄】

  1930年5月22日,羅家倫辭去清華校長職務,馮友蘭則被推選為文學院院長,并與理學院院長葉企孫輪流主持清華校務。1931年“九一八”事變,全國嘩然,群情激奮,清華自不例外,學生們不僅組織南下請愿團到南京政府請愿,吳其昌教授甚至前往南京絕食請愿。此時,主持校務的馮友蘭一面組織各種致電、捐款抗日行動,一面又要撫慰學生。在由其執筆的勸釋布告中寫道:“知識即權力。此言可深念也……無論中國亡與不亡,十余年后一切事皆在諸同學肩上,如今日犧牲學業,異日何能擔當大事?”此后在對日問題上,馮友蘭多次致電國民政府敦促抗日,而中央政府也從未放棄抗戰立場。

  1931年12月3日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清華大學開始了梅校長和馮院長主治的格局,一直維系到1949年方告結束。正是這18年的時間里,馮友蘭完成了《中國哲學史》和《貞元六書》的寫作,宣告馮友蘭哲學體系的成功建構。而他后來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在筆者看來,是在已形成體系中的一種視角轉換。

  1933年,馮友蘭獲出國休假講學機會,因國外出入關手續復雜,他不滿歐洲各國之間的分離狀況,訪蘇的經歷更讓他對大一統念念不忘。

  20世紀30年代有一股世界性紅色浪潮,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人們對市場經濟投下懷疑目光,而蘇聯計劃經濟在這個時期取得不凡成就,許多知識分子紛紛前往蘇聯觀摩,如紀德、羅曼·羅蘭等,而中國亦有胡適人等。同為訪問,觀感卻大不一樣,紀德發表了《訪蘇聯歸來》,羅曼·羅蘭則寫下《莫斯科日記》,對蘇聯的“成就”均有所懷疑,而中國學者則多半信以為真。究其原因,實質是中西學者擁有的背景各不相同。馮友蘭亦對蘇聯的成就表示贊賞。而他在英國講學期間可以閱讀到馬克思主義著作,對歷史唯物主義又有所認識,蘇聯的情形更使其動心。回國后,他多次撰文、發表演講,闡述歷史唯物主義的一些原理以及在中國哲學中的應用。

  馮友蘭沒有想到的是,此正值國共關系最為緊張時刻之一,他的表現引起了北平當局的注意,國民黨以共黨嫌疑為由于1934年11月28日將其逮捕。這一舉動引起了軒然大波,梅貽琦、蔣夢麟、胡適、傅斯年等立刻出面營救。實際上,馮友蘭與共產黨素無瓜葛,他的演講及文章也多是學理上的闡述,這種“逮捕”行為弄得國民政府相當尷尬,軍政部長何應欽親自出面,下令釋放馮友蘭。第二天,馮即回到清華大學辦公室。事后,魯迅在12月18日給楊霽云的信中寫到:“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捕,可以推知其他了。”但馮本人反而相當低調地處理了這一事件,除如實介紹自己被捕經過外,并未對當局進行任何指責。馮友蘭畢竟儒生,在他精神內部起作用的依然是忠孝禮義,傳統文化的現代化畢竟是學理上的,而傳統文化現代化的意義恰恰是為了保存最核心的價值觀,這如同他宣講歷史唯物主義一樣,學理上是一致的。

  不過,馮友蘭對左翼運動還是抱有相當同情,如黃誠、姚依林、蔣南翔這些左翼激進學生都受過他保護。

  【開創學派,獨步聯大】

  在那個年代,馮友蘭是國家意識比較強烈的一位學者,他的國家就是中華民國,抗戰時期這一點表現得更加明顯。

  抗戰爆發,西南聯大成立。山河破碎,馮友蘭的心境頗為黯淡:“破城國亡日色昏,別妻拋子離家門;孟光不向人前送,怕使征夫見淚痕。”正是其心境寫照。馮友蘭在西南聯大繼續擔任文學院院長。這時的他更加勤勉,《貞元六書》就是這個時期完成的,他的學術地位幾乎到了無可匹敵的地步。西南聯大由三所名校組成,大教授們濟濟一堂,即便如劉文典般的狂傲學者,都認為西南聯大只有“三個教授”,一為陳寅恪,一為馮友蘭,而他自己與唐蘭各占半個。

  長期盤踞云南的“云南王”龍云,與國民政府長期存在矛盾,中共則利用這種矛盾宣傳反蔣,云南左翼勢力相當強大。當時國民政府是一個威權政府,雖然戰事吃緊,但教授們依然希望政府能開民主憲政之先河。西南聯大教授們于1943年聯名請愿,敦請蔣介石進行憲政改革,分權立憲走民主化道路。信由馮友蘭執筆,言辭相當懇切,信中寫道:“昔清室遲遲不肯實行憲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黨得以成功。前事不遠可為殷鑒。”并言:“睹一葉之飄零,知深秋之將至”。蔣介石讀到此信,被馮友蘭的誠懇態度感動,“為之動容為之淚下”,不久即復信表示同意實行立憲。抗戰結束后,果然啟動了民國立憲大會實施憲法。雷海宗曾對馮友蘭說:“即便你的書都失傳了,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遺憾的是,這封信卻失傳了,實在令人遺憾。好在他還給我們留下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碑文》,后人大可從中感受到馮友蘭的不凡氣韻。

  抗戰末期,全國被漫長而艱苦的戰爭拖得精疲力竭,前方兵源吃緊,國民政府發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的動員令,號召青年學生投筆從戎,奔赴抗戰第一線。馮友蘭自然積極支持政府號召,其子馮鐘遼就是一位抗戰將士。然而國難當頭,卻有人指責馮友蘭為國民政府出力。隨著抗戰結束,西南聯大的使命也告結束。1946年8月,馮友蘭再度赴美講學,此時國內已陷于內戰之中。馮友蘭本可以留在美國,但在他內心深處發生作用的依然是文化本位主義,在他看來,不論哪朝哪代“知識分子還是有用的”,這種思想始終支配著他直到政權交接之后。

  經過一年半的游學,馮友蘭于1948年3月回到北平,9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這時的國民政府已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嗣后,校長梅貽琦追隨蔣介石離開清華,維持學校教學工作的重任就落到了馮友蘭身上。國民政府潰敗,大部分師生沒有離開大陸,對于清華的教授們來說,背井離鄉并不是一個人的事情,家庭、事業或許也將跟著離散,如此狀態下,他們接受了新政權。1949年1月10日,軍管會前來接管,馮友蘭及其同事的命運走上新旅程。軍管會接管之后,國民政府依然向教授們發放救濟糧和工資。

  總的說來,在國民政府期間,馮友蘭對政府有批評,有指責,有抗議,但更多的是合作和認同。這并不奇怪,他的主要學術成就是在這個時代取得的,他的學術地位、社會影響也是在這個時代確立的,這個時代的國民政府對大部分人來說是法統。馮友蘭在昆明期間,每至重慶講學,都能受到蔣介石的接待宴請,在馮母去世時,蔣介石還親筆題詞寬慰。馮友蘭的這種待遇,后來被造反派稱為“御用文人”,屬于“反動之極”。

  軍管會接管后,馮友蘭依然按舊時的規則行事,與軍管會的合作很不密切。一方面他對政治并不熱心,要保持學術與政治的距離;另一方面是他的自負使然——即便是新政,自己也該能用得上。以致中共定都周恩來向他征詢意見,他給周碰了一個不軟不硬的釘子:“從學校的觀點看,能夠遠離政治就好一些。”

  【政權鼎革,命運逆轉】

  新舊交替的沖突,使馮友蘭這位清華大管家感到力不從心、難以勝任了。他逐一請辭一系列行政職務,新政府很快就給予批準,并表示馮的思想“跟黨不合”,對他提出“反省自己的反動言行”的明確要求。馮友蘭似乎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于1949年10月5日致信毛澤東,承認自己過去傳授的是封建哲學,是為國民黨服務的,要學習馬克思主義,重新寫作哲學史。很快,毛澤東于10月13日回信,雖然對馮友蘭的態度表示歡迎,態度卻相當不客氣:“像你這樣的人……總以采取老實態度為宜。”

  從此,馮友蘭開始“進步”了。

  他于1950年1月在《新華日報》發表《一年學習的總結》,說總覺得自己“也是向上發展中”,認為自己“已經開始知道以前的不進步,這當然也可以算是一個進步。”但問題卻不僅在于他是否知道自己“以前的不進步”,更重要的在于他需要知道,到底進步到何種地步才算真正的“進步”。

  往后一個接一個的運動,迅速摧毀了中國的傳統社會,這顯而易見的變化對馮友蘭當然有所觸動,他想努力迎合革命。此時,他雖不復舊時風光,但也沒有被徹底拋棄,土改、人代會、出訪還都有他一份,只是這些活動都必須是以自我否定為前提的,而不再是講學、傳授。1951年9月,馮友蘭隨中國文化代表團前往印度、緬甸訪問,印度德里大學授予他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可印度人不了解中國的政治行情,授獎的依據是他的《中國哲學史》和《貞元六書》,結果外交部指示馮友蘭自己出面“澄清”。無奈中,馮友蘭不得不當眾聲稱自己“過去的學術著作都是沒有價值的”。

  結束對印緬訪問已是1952年1月,國內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三反”、“五反”運動,清華大學借此對馮友蘭展開全面批判。他在民國時代的所作所為俱被視為反動言行,馮友蘭誠惶誠恐、不知所措,經過反復批判,他否定自己歷史的調門越來越高。

  隨后,全國高校于1952年9月進行院系調整,全面照抄蘇聯模式。馮友蘭調入北京大學,被聘為“四級教授”,這既是對他學術的否定,也是對他的考驗。馮友蘭對此自然是不滿的,但他依然覺得自己尚能“輔新命”,尚能用新思想解釋舊歷史,在學術上并沒有放棄。到1954年,他的教授級別又被調整至“一級”,并擔任了北大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次年又被聘為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生活的穩定和學術地位的恢復,使他產生了歸宿感,而“新命”已定,馮友蘭漸漸熟悉了這種生活。在各種不間斷的批判中,他既批判自己,也批判別人,不論是昔日師長還是朋友,讓他批誰就批誰,黨號召批誰他就跟著批誰。爾后,他還有了多次面見毛澤東的機會,雖然毛的態度一如既往地居高臨下,對他卻不再咄咄逼人,特別是1957年“反右”前幾個月,馮友蘭與毛澤東有兩次面見的機會,這竟然讓馮友蘭產生了可以與毛共事的感覺:“毛澤東叫我參加黨的會議,這就是認為可以共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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